吐槽春节：60后、90后“鸡同鸭讲”

在春节这一传统节日里的不同态度，很大程度上折射了90后和60后截然不同的“媒介化人格”。

什么是媒介化人格？刚刚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我们和我们的不同维度的父母》，文章讲的是一位90后儿女回家和60后父母的一番“经典”对话，大意是60后父母最爱问的两个“经典”问题是：“回家工作吗？什么时候结婚？”一旦你的回答是“你既不想结婚，也不打算回家找工作”，那么一场“鸡同鸭讲”的吐槽大战将不可避免，而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把两代人这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维习惯，譬喻为电视和互联网这两种不同时代的媒介所塑造的人格所致。

作为一名90后，春节七天里你也遇到过类似的逼问吗？而60后的父母们，面对儿女们不耐烦的吐槽时，你也意识到这种“媒介化人格”形成的代沟吗？

60后的电视人格：唯一的正确性

   诚然，60后和90后都是这个社会中特别值得解剖的两代人，60后的青春期因为80年代电视的大规模普及而成为电视所影响的一代人，而他们的儿女大都为90后，青春期恰巧与2000年前后蓬勃兴起的互联网撞个正着。

也许有人要问，媒介对于人格的塑造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由于这种媒介化人格塑造的长期性、隐蔽性和无法精度测量，我们很难将之进行量化分析和判断。但是，在60后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入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对党内腐败等不同的国家政治运动阶段，他们接受过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条就是：在我们的头脑中，“如果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那么，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一定会去占领！”

某种意义上，60年后是中国社会中具有强烈政治人格的最后一代人。这种人格塑造和上世纪80年代电视的普及戚戚相关。

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是最好的解剖案例。这台充满了“绝对正确性”的晚会无疑是我们娱乐教育的“阉割版”，在体现娱乐教化的旗帜下，为了“绝对正确”，八亿人民共看一台戏，娱乐是个添头，“春节版”的“新闻联播式晚会”才是其精神内核。

60年后的电视人格有什么特征？首先我们还得从电视这一媒介中去寻找。电视和报纸及口头媒介的最大区别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大规模的内容分发能力（也就意味者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能力）；2、诱导观众不用思考的能力（电视媒介以动画形式吸引人，直接刺激人脑的大脑皮层，最不欢迎的就是观众的思考能力）；3、一个中心、全方位辐射的、单向的传播渠道（所有的电视传播都有一种中心发射装置，就像央视的电视信号发射塔一样，再经过层层转播，覆盖到地理上的每一个角落，电视传统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内容生产者和观众的关系是一种单一的“主动控制——被动接受”关系）。

如此以来，60年后的电视人格也同样会体现出如下特点：1、所有行动要确保绝对的“唯一正确性”，“春晚”可以不看，“新闻联播”可以不听，但必须准时打开收看，可以边打麻将边看，边吃饭边看，可以三心二意地看，但不能缺少它们，为什么？因为“绝对正确性”确立了60年后们一系列正确的“三观”——比如，姑娘到了25岁必须嫁出去，否则就人老珠黄没人要；在北京没人没关系找不到好工作就赶紧回家当个公务员，瞎折腾创业啥的多累人万一搞砸了还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2、要讲礼貌、讲尊卑秩序、讲儒学；3、尊重传统（讲到此处，60后会接着50后的感慨：别看你们都混得有模有样，但在尊重传统方面，唉，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此处省略500字吐槽）。

90后的网络人格：和技术共进退

正如《我们和我们的不同维度的父母》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当60后父母们看完“春晚”，心满意足地上床呼呼睡时，90后的儿女们虽然没认真瞟几眼节目，却不满于春晚中充满着对少数群体的歧视（如针对女性、胖子和矮个子三类群体）和粗鄙的劣质审丑文化，开始纷纷在网上吐槽，甚至要呼吁网上签名，集体抵制“春晚”。

90年后的网络人格有什么特征？同样先看看90后青春期和互联网紧紧纠缠在一起的这一媒介有何特征：1、首先是网络上最大程度的自由（言论自由、身体自由和精神自由），互联网有着比电视更加强大的内容分发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但它先天缺乏一个“中心”，众声喧哗之中，主张“和而不同”；2、除了倾听和观看之外，网络要求每个人主动表达，在积极的互动中寻找“普遍的整理”，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真理都要通过个体的自我验证，而非昭告；3、同一个网络，同一个大脑——互联网的终极目标是要实现所谓“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必然王国”和麦克卢汉所形容的“普遍的寰宇意识”——消除语言、种族、国家的藩篱和隔膜，开创永恒的“集体和谐与太平”。

互联网络的媒介特征同样决定了90后们的人格特征：1、互联网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好的世界观：自由、平等、创造，所以“什么时候结婚”、“要不要结婚”、“在京沪广打工还是回家当公务员”、“创业还是打工”，我们宁可从互联网上获得同龄人的智慧，也不再愿意默认60后们“绝对正确的选择”2、与互联网张扬个性自我的精神相一致，我对自己的言行、身体和存在价值负责，比起他人的重要性，“自我的觉醒”是第一位的；3、传统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变革传统，从传统延续中生发出新的、符合网络时代的价值来。

了解了电视和互联网不同的媒介特征在两代人的人格塑造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春节这个充满仪式感的传统节日里，60后和90后的对话有时候会“鸡同鸭讲”了——其实，两代人是生活在不同的“理想社会”里。

我们不妨把60后的“理想社会”称之为“原子社会”——每一个人就一颗颗像被政治人格化了的原子，只能沿着精准的、千万不能出现“政治错误”轨道里严格有序地飞行，才能得到社会集体所保证的安全感和温暖；而90年后的“理想社会”则是有点像“电子部落”——在没有轨迹、自由弹射的孤独数字星球里，每一个四处碰撞的自我，都在寻找释放个性瞬间的最美焰火。

从这一意义上讲，60后的电视化人格和90后的网络化人格之争，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格之争”，而是关于不同社会理想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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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记录、观察与研究，研究领域包括网络社会、数字媒介和媒介融合等，主要作品有《纯粹关系——网络分享时代的社会交往》、《网络英雄传》、《新浪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