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痛批上网慢 运营商被揭底裤

市民王叫兽 阅读:45044 2015-04-16 18:02:17 评论:0

摘要 : 总理对“上网慢、上网贵”的关注之切,可见其对于中国ICT基础设施发展大大滞后的切肤之痛,连一国总理都有“力不能逮”之感,我们的运营商还能像以前一样安之若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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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4月15日《新京报》报道,李克强总理在14日支持国家经济形势座谈会,并会晤部分企业家和专家学者时,痛批国内运营商网速慢,网费贵,坦言“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之落后,我们自己都很难想象!”

总理一席肺腑言,道出了中国近7亿网民的心声,各大运营商的遮羞底裤也被一彻底揭开而一览无遗。堂堂一个号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的评估,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在80位以后”,这可是总理的原话。

国际电信联盟隶属于联合国,是全球最权威的主管信息通信技术的国际间组织,总理关注之切,可见对于中国ICT基础设施发展大大滞后的切肤之痛,连一国总理都有“力不能逮”之感,我们的运营商究竟是怎么了?还能像以前一样安之若素吗?

我们从哪里来——“小鲇鱼”为何长不大?

我国的信息技术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几乎一直和社会发展进程同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完全垄断时代;90年代到2000年前后的有限的、不对称竞争时代;2000年至今的寡头形成时代。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的通信设施还处在国家完全垄断经营和资源“严重饥渴”的“一穷二白”时代。电信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在北京装一部普通的电话,需要5000元左右的初装费,而且得排队数月。连服务人员上门都是倨傲高高在上,而在北京拥有一部电话,也算是“上流家庭”的典型标配之一。国家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落后可见一斑。

(中国的网速之慢,和其“拥有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崛起大国”身份,已经越来越不相称)

1994年中国联通的成立,表明国家开始有意导入有限的市场竞争,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不对称竞争”的开始。虽然组建之初的中国联通资产只有“老大哥”中国电信的 1/260,1998年营业收入仅为中国电信的1/112,但“小鲇鱼”中国联通的出现,还是促进了更加繁荣的市场竞争,联通的加入,使得当时的手机入网费由原来的动辄上万元降到了几百元,固定电话初装费从当初的5000元降到了几百元;长途电话每分钟价格为0.6元人民币且不收附加费,而同时期中国电信的收费是每分钟1元人民币,还要加收额外的附加费。

90年代ICT(信息技术、内容产业和通信)的大融合,客观上直接刺激了电信运营商的转型步伐,甚至连电信服务的价格也受到IT行业“摩尔定律”的影响:通信速度以几何阶数大幅增长;价格则反之以同等几何阶数大幅降低。

以传输技术为例,与1970年代末45Mb/s的传输系统相比,1995年的10Gb/s光传输系统的价格已降到千分之一,如果以Pbs/1美元的性能价格比为指标,1995年的ATM交换机性能则是1985年电话交换机的1000倍,在1995年要买到与1985年同功能的服务,只需要千分之一的价格。技术进步带来的传输成本的降低,甚至使得长途电信资费的结构越来越简单,资费计算甚至可以忽略地理距离带来的影响,比如欧美一些先进国家取消打长途电话按距离收费,统一计通话时长便成为了电信业发展的潮流。

遗憾的是,从2000年之后,中国电信业历经首次拆分,始终是“换汤不换药”,与其说是拆 分,还不如说是三家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重组。在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两大寡头各自垄断了移动和固话通信市场之后,当年的“小鲇鱼”依旧还是如临深渊。看不懂的套餐、降不下来的价格、混乱的服务(如从当年一直至今的SP收费陷阱),还有越重组越“凝固”的市场利益格局,不仅越来越跟不上ICT融合的时代步伐, 几家运营商更成为拖累国民经济跳跃发展的落后的网络基建服务(Infrastructure)提供商。

我们现在在哪里——每年损失一个“京沪高铁”!

今天中国电信业发展面临的困局堪称是冰冻三尺,由来已久。

首先是经营管理水平落后,严重依赖国家投资驱动。根据2015年最新的网络流量监测公司Akamai的调查结果,在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大幅靠后,仅仅以3.8Mbps的网速排在第75位,和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差不多,甚至低于世界的平均网速(3.9Mbps)。

网速最快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韩国、中国香港、瑞士、日本、荷兰、瑞典、拉脱维亚、爱尔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美国排名第14位。

打个比喻,以最快的韩国平均网速25.3Mbps(兆每秒)计算,是世界平均值3.9Mbps的6.5倍,大约是美国的2倍。如果说在韩国上传一个高清视频用不到10分钟的话,在美国则需要半小时,在中国则需要1小时。

除了慢如蜗牛的速度,价格又如何呢?国内有研究机构算了一笔账,中国固定宽带用户上网1M带宽,每月费用大约为13美元,是越南的3倍、美国的4倍、韩国的29倍、中国香港的469倍。

(全球网速最快的前14个国家排名)

另外一家德国统计公司Statista的调查数据也差不多,截至2014年年底,全球网络速度最快的前1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韩国、中国香港、日本、瑞士、瑞典、荷兰、 爱尔兰、拉脱维亚、捷克和新加坡。其中韩国的平均网速达到25.3Mbps,是世界平均值4.5Mbps的近6倍。而拥有全球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中国依旧遥遥落后。

有人曾算过一笔中国网民的“网络堵车成本”。以2010年为例,当时的近5亿网民每天因为网速慢,而在网络使用时平均要浪费 15分钟左右的时间,则一年下来将损失 3336亿元,是当年刚开始运行的京沪高铁总投资额2209亿元的1.5倍。换言之,每年中国网民浪费在 “网络堵车成本”的钱,相同于一个半的京沪高铁建设成本!

除了经营管理水平落后,电信服务普遍服务态度差,价格高,更是一项“中国特色”。 以笔者自身的经历,我曾在美国申请使用AT&T的移动服务,一次性付费25美元,就可以免费得到一部中兴通讯的手机,没有月租费,也不用护照和身份证,话费也不贵,更看不到哪怕是一条骚扰短信和电话。用固话打国际电话更便宜,5美元可以打300分钟左右的越洋电话。

我们要到哪里去——国家宽带战略不等于“兄弟分肉”

早 在2013年8月,国务院当时就下发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按照这一国家战略的目标设置,国家宽带战略将分三步走,到2020年,固定宽带用 户达到4亿户,家庭普及率达到70%,光纤网络覆盖城市家庭;城市和农村家庭宽带接入能力分别达到50Mbps和12Mbps,50%的城市家庭用户达到 100Mbps,发达城市部分家庭用户可达 1Gbps;互联网网民规模达到11亿;宽带技术研发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从实践来看,这一国家战略落实到运营商那里,依旧带有运动式政治任务动员的特点,而非落地为自觉的商业活动。

必 须看到,宽带战略并非只是简单的“国家投资——运营商铺设通信设施管道——地方政府大力支持”这样的政府主导模式,其根本上是为未来的IT技术、通信和内容产业融合提供自来水这样的“管道”级基础设施。这就需要各个运营商和相关政府部门站在产业融合的高度看待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而非部门利益或者“铁路警察 各管一段”式的思维,从过往“三网合一”遭遇的挫折来看,国家投资并非是宽带战略的全部要义,如何在ICT融合的大时代应对产业融合带来的监管难题,应是破局的前提。

(中国电信市场数十年来的垄断积弊,同样使得今天三大运营商深陷内部腐败的丑闻而不能自拔,成为过去一轮反腐的“深水区”)

其次是通信市场的有效竞争问题。如果不对称竞争“涛声依旧”,几家寡头各自割据市场而达成默契,总理的愤懑就很难有舒解之道。道理很简单,三大运营商表面上是三家企业相互竞争,骨子里谁都知道,三大国有运营商的高管都由国务院任命,企业董事长一把手在三家巨头之间轮值,犹如一家国有企业内部的轮岗一般,这种产权关系如同是同一个家长(国资委)严加看管的三兄弟,有肉同享,外人连觊觎的可能性都没有,改革的动力何来?

这才有了此次总理座谈会上网易掌柜丁磊对于“1G就要70元”、流量价格居高不下的吐槽。很难让人相信,在一个缺乏有效竞争的市场上,会有什么所谓的市场公平和效率。由于暗箱炒作盛行,私人专权日深,电信也是中国国有垄断行业性腐败中的“深水区”。

近年来电信业腐败案例不完全纪录:

1.2015年3月24日,工信部原总工程师苏金生涉嫌腐败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2.2011 年7月12日,中国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受贿被判死缓,此前,包括中国移动湖北分公司副总经理林东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党组原成员、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中国移动音乐基地负责人、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李向东、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四川移动副总经理陈炳澜、中国移动数据部副总经理马力、中国移动数据部原 部长、重庆移动总经理、党委书记的沈长富、卓望控股原CEO叶兵、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业务拓展部副总经理张光海等,中国移动9名高管先后落马

3.2011年1月31日,中通建原总经理李瑞涉嫌受贿被捕;

4.各地电信企业分公司基层管理人员的贪腐案更是层出不穷。据统计,先后有中国电信广州分公司管线维护中心原总经理冼廷轴、中国电信公司湖州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杨伟明、浙江省电信公司台州市分公司原中层干部张邵鸣、张富森、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法院对市电信实业公司原副总经理邱某、中国联通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黄强、中国联通山东分公司原副总经理徐述国、中国网通福建分公司省会营销中心原主任钱若梅、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原副总经理申新华等贪腐案件,都仅仅只是被媒体广泛曝光的一小部分案例而已。

此次总理的现场办公咨询会,如同揭穿了国内几家主要电信运营商的底裤。底裤被掀开之处,依旧是鲁迅先生曾经譬语过的“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 酪”。“桃花“是技术、产品和服务是何等光鲜耀眼、乱人耳目;“乳酪”是部门利益、垄断权力和管理方式如何奇葩处处、横逸斜出。

反观ICT 基础设施发达先进国家,领先者如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分拆私人电信公司巨头AT&T到1996年出台新的电信法案,唯恐落后者如韩国更是在 1999年通过鼓励私人企业HANARO通讯大举进入国家垄断市场、并且以内容/IT/通信三大产业的融合作为维系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前途所系,这些国家的 改革力度和发展ICT基础设施的决心,让我们这个拥有全球互联网使用者最多和经济规模体量达到全球第二大的泱泱大国找到了不小的差距。如何超越部门利益割 据的局面、开放电信基础设施市场形成有效竞争,依旧是中国大力推动自己的ICT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时亟待破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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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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